近日，MSCI（明晟公司）发布最新ESG评级报告，国内规模最大的运动鞋服品牌安踏的ESG评级被下调至“B”级，归为行业“落后者”，引发业界关注。
然而，根据安踏2022年度ESG报告，安踏在企业社会责任领域投入巨大，包括提升环保材料占比，打造更多绿色低碳商品，带动产业链伙伴节能减排推进绿色供应链，完善系统性的ESG治理架构等。这些努力似乎与评级下调的结果相悖。
回顾ESG在中国市场的成长历程，从2018年A股正式被纳入MSCI全球指数以来，ESG进入中国市场和投资者的视野。在“双碳”目标驱动下，ESG在2021年迎来爆发式增长，根据《中国ESG发展白皮书》数据，截至2021年底，A股年内已成立的ESG主题基金达200支，总规模合计超2578.4亿元，当年新发布ESG投资主题基金和概念主题基金42只，对比2020年增长了75％。
如果说2021年是ESG“元年”，2022年A股上市公司ESG报告披露率开始提升传达出市场“跟风”的信号。而今年，根据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数据，截至4月底，逾1700家公司在年报外单独编制并发布2022年ESG相关报告，披露率34％，数量较上年又有所提升。
从“跟风”到“落地”，当下 ESG 报告成色几何?为什么在责任领域投入巨大的公司会被国际机构下调 ESG 评级?
ESG报告的“三重门”
近年来，随着ESG政策陆续出台，披露及评价标准的不断完善, 企业ESG报告披露率也在逐年提升。从愿景到现实，从小众到大众，ESG整体呈现发展趋势。当然，这个过程中的阶段性特征和框架指引、信息披露方面呈现的问题，也值得我们回顾和反思。
有报道显示，在今年已披露ESG报告的600余家A股上市公司中，约有128家企业的报告名称为“社会责任暨ESG报告”。在盟浪可持续数字科技（深圳）有限责任公司首席ESG官孙喜看来，这是传统的csr报告向ESG报告过渡时期的特殊现象。
“CSR报告一般是传统型的定性披露，描述性内容较多，且侧重于‘S’的层面，以公益慈善为主，事实上这块内容只是ESG报告里的一部分。”孙喜表示，不少公司对于 CSR、ESG和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是混用的，甚至互相替代，根源就是没有搞清楚两个问题：为什么要发报告？报告的目标群体是谁？
事实上，这两个问题指向企业信息披露的动力和目标，涉及企业ESG报告所采纳的框架、标准等关键性问题，直接影响信息披露质量。
从报告发布动机和受众群体来看，面向大众、投资人和监管机构的报告框架和内容要求是不同的。以面向监管机构为例，报告以满足交易所披露指南为主。然而，面向投资人的报告内容，则需要依据相关框架，呈现更多的量化指标。
与传统的CSR报告相比，ESG报告需要借鉴参考全球主流ESG披露框架，如全球报告倡议组织 GRI Standards（2021）、《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建议》（TCFD）、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委员会SASB等，以及国内《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指南（CASS-ESG 5.0）》等主流框架，对实质性议题、关键绩效指标和利益相关方参与等方面进行较为规范的披露。
一些企业的“社会责任暨ESG报告”正是因为混淆了社会责任和ESG的披露框架，导致内容不伦不类，定性内容偏多，缺乏实质性议题和量化指标，比如碳排放数据、碳中和目标等。
针对该现象，孙喜认为，通过寻求外部独立鉴证，来验证报告中数据信息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可以增强股东等利益相关者等对报告披露信息的信心。
同时，对于包括中国人寿、中国东航、中集集团在内的一众央企国企所发布的“社会责任暨ESG报告”，业内还有不同看法。北京融智研究院院长王晓光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由于国资委长期以来要求央企国企发布社会责任报告，如果单独再发布ESG报告，内容上有很大程度重合，所以就形成了两者相结合的现象，以满足监管要求。
除了报告动机、受众不明确所导致的框架混乱和量化指标缺失，ESG相关信息披露不完整成为不少企业ESG报告的第二道“门槛”。
在孙喜看来，很多企业的ESG报告不能回应“真问题”的因素有两个，一是信息搜集存在难度，二是很多公司的ESG报告其实是由第三方撰写的。
信息搜集是信息披露的起点，没有高质量的信息搜集，披露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头部平台企业对于其生态圈内众多被投企业的ESG数据搜集工作也存在类似的困境。
例如，尽管腾讯《2022年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按照香港交易所的ESG报告指引，并参照相关标准编制，在环境、社会及治理三方面都有很多亮点，但构成腾讯庞大体量的对外投资和小程序在内的生态圈却并未在报告披露范围内。有观点认为，腾讯推进ESG的发展，不应该只考虑本公司自身运营，需要在整个腾讯业务生态圈整体推进。
在孙喜看来，正是因为腾讯投资的子公司规模庞大，“让这些企业按照统一的标准上报需要发布的数据是非常难的。”
由于数据搜集存在困难，当企业把ESG报告交给第三方机构来撰写时，一些企业倾向于“报喜不报忧”，报告质量难免大打折扣。数据搜集的过程是第三方机构取代不了的，当企业和第三方机构变成“甲乙方”关系，很多需要时间和成本的数据搜集工作就不了了之。
“通过数字化系统，把非财务信息也像财务信息一样在日常工作中就管理起来，实现线上化、智能化，在未来一定是个大趋势。”孙喜表示。
对此，王晓光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企业的市场经营、盈利规模、人力资源等是“看得见”的绩效，所以相对完备，但风险因素由于具有不确定性，风险管理意味着额外成本，因此相对缺失。而ESG信息披露质量包括及时报送和数据的准确性、合理性。只有把ESG和企业整体经营、风险管理和长期成长结合起来，成为企业的基础设施，ESG披露才有支撑。
在确保信息披露质量的基础上，回看报告数量，尽管2023年ESG报告发布量较往年有所上涨，但从比例来看，仍有60％以上的上市企业未进行ESG信息披露，关键原因只有一个：非政策强制。
2013年，港交所发布《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指引》，搭建起港股ESG信息披露的基本框架。2018年，证监会修订《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规定上市公司有责任披露ESG信息，但暂时还不是强制性的。
对于一些国内企业来说，由于ESG披露目前并非强制要求，这项工作又意味着成本，企业自然缺乏足够的动力来推动。尤其是相关披露反而引起公众对其经营风险的关注时，企业会认为ESG报告“适得其反”，存在排斥心理。
透过众多ESG报告，我们看到当下中国企业的ESG披露正经历着发展进程中的“三重门”：框架模糊、信息缺失、数量有待提升。如果说ESG评级是一场考试，跨过这三道“门槛”，企业才能更顺利地拿到“准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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